贾敏:历史的悲喜剧 百年“美国优先论”之启示

“美国优先”和“美国梦”是贯穿在近百年美国社会发展中的核心理念之一,它们带给美国人对世界强国光环孜孜追求的精神动力,也在无形中孕育着种族、排外与孤立主义的极端倾向,索•恩近期出版的《美国优先和美国梦》一书对其衍生与转变进行了文化史视角的溯源,本文在此书基础上着眼于作为政治口号的“美国优先”,从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再次审视“美国优先”曾带给了美国什么,又将引其走向何方。

黑格尔曾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与人物,可以说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则是作为喜剧出现。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非随心所欲;他们无法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历史过往中遭遇、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创造。他们要用借来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审视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诸多施政理念,特别是其关于“美国优先论”(America First)的话语修辞,不禁让笔者浮想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经典论述,感慨良多。

正如众多历史学家所指出那般,特朗普口中反复念叨的那句“美国优先论”,曾是百余年前美国政界与舆论界广泛提及的政治口号。客观而言,“美国优先论”曾激励美国民众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团结奋进,促成美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成功登顶世界头号强国,其功绩不可否定。

然而同样需要揭示的是,在选举、政党、阶级、族裔、域外思潮等外部因素的压力渗透之下,“美国优先论”所呈现的意识形态光谱愈发狭窄、偏执、走向盲目排外与孤立主义,最终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抛弃、沉寂多时。时至今日,身处逆全球化时代与民粹思潮泛滥的美国,再次唤醒“美国优先论”及其话语,其呈现的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心态与价值理念呢?或许回溯历史,能够给予我们更为清晰的解答。

谈及“美国优先论”在美国的兴起,人们常会联系到1940年在耶鲁大学校园创立的美国优先论委员会(American First Committee)及其孤立主义思想,以及以美国传奇航空英雄林德伯格为代表的反犹亲纳粹人士。舆论普遍以为这是特朗普笔杆子团队援引“美国优先论”的直接出处。然而,“美国优先论”的起源与政治光谱起源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比这往前推延多半个世纪,乃是身处世纪交替、正在崛起之中的镀金时代美国。

1891年《》评论版的一篇政治评述,首次提出“美国优先论”的措辞。这篇文章聚焦共和党政府的外交策略,鼓吹美国在与欧洲列强交往或发生冲突时,要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首要考量。这种论述得到美国民众的普遍欢迎。世纪末的美国,在拉丁美洲区域先后与英国、德国发生多次外交纠纷冲突,几度濒临战争的边缘。

十九世纪末又恰逢第二次移民高潮,美国本土主义与排外思潮不断聚集,所谓的“以美国利益为至高目标”、“成为百分百的美国公民”,“抹掉欧洲姓氏,做纯洁的美国人”的标题口号成为大众报刊与政党政治追逐的热点。1890年代亦恰逢世界经济危机,农业阶层在本轮萧条中损失惨重,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平民党人运动(Populist Movement)也在此刻骤然兴起,对传统的两党政治格局形成强烈冲击,后者不得不对此有所反应。

189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让世界靠后站,美国需要优先”(America First,the World After)的口号,要求捍卫美国产品利益,提高关税、建立贸易保护机制,成为世纪末“美国优先论”论的滥觞起点,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的政治话语浪潮之中。

真正把“美国优先论”话语效果发挥至最大者,是来自阵营的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在美国政治史上占据显赫地位,是二十世纪倡导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新型国际秩序的提倡者和践行者,对后世影响巨大。威尔逊具有多重身份:来自邦联时代的南方弗吉尼亚,既是著名政治学研究者,又是优秀的市政管理者,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但是威尔逊从政时间短,缺乏实际政治经验,个性强烈而不懂知人善用,在领导力方面存在诸多缺陷。

一战对威尔逊而言既是不期而遇的挑战,又是千载难逢的机遇。1915年威尔逊向公众发表演讲,痛斥欧陆列强为争夺利益发动战争,乃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之争,秉持道德责任的美国没有义务也没有兴趣参战。威尔逊同时提醒来到新大陆的欧洲移民,切勿忘记自身的身份。在这场演讲中,威尔逊正式提出“美国优先论”,并很快得到两党的高度认可。

1916年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共和两党不约而同把“美国优先论”当做竞选口号。共和党打出了“美国效率,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 and America Efficient)的旗号,在表明其对外政策的同时,将商业利益与之捆绑。阵营则跟随威尔逊的意见,“美国优先论”的口号贯穿整个选举过程。

随着连任成功和欧洲战局的变化,威尔逊按捺不住让美国成为世界秩序主导者的愿望,即刻推翻早先的不介入原则,急不可待加入协约国序列对德奥宣战。此时威尔逊心中的“美国优先论”原则,早已不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和平主义表述,而是摇身一变,成为美国抢夺“世界领导力”,通过创建新秩序维护美国利益的修辞表达。因此,在美国政府动员各类宣传机器开足马力的高涨热情态势下,“美国优先论”瞬时转变为聒噪一时的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情绪,加入列强间宣传战的嘈杂大合唱之中。

在国内,威尔逊对南方种族主义的暧昧与纵容默许,使得以3K党为代表的南方右翼组织迅速蔓延,白人至上主义在战时氛围中与“美国优先论”混为一体,针对新移民群体的无端迫害,和对黑人滥用私刑的情况在战后大行其道。

令人唏嘘的是,倡导战后新秩序的威尔逊尽管奔走呼吁,最终无法说服参议院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积劳成疾,抱憾辞世。威尔逊的个人政治命运与“美国优先论”内涵的转变,展现了政治机会主义对于美国政治家的吸引力,以及最终带来的悲剧性结局。

如果说威尔逊在唤起“美国优先论”这个议题上“起了大早,却赶个晚集”,颇让人心生遗憾的线年继任美国总统、代表财团和商业利益的共和党平庸政客沃伦·哈定,则把玩弄“美国优先论”发挥到另一个极致,最终也让自己身败名裂,沦落为历史的笑柄。早在1914年,哈定在参加党内初选时,就率先提出“繁荣的美国优先论”(Prosper America First)口号,赢得党内大佬赞许。哈定反对美国加入国联,提出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联邦政府对财团和商业集团的垄断违规调查。故而在哈定看来,“美国优先论”首要体现在一切围绕商业利益、赚取理利润乃是政府合法性的正确来源,政治口号不过是其掩盖非法获利,搭建利益小团体的遮羞布罢了。

来自威斯康辛州的进步刊物《资本时代》(Capital Times)颇为辛辣地质问到,

“‘美国优先论’究竟是谁的优先?为了谁的优先?是那些金融大佬的利益优先?还是你哈定总统内阁成员的利益优先?”哈定执掌白宫没多久,就爆出他和圈中人士诸多丑闻,其中又以涉及海军油田资产与巨额贿赂的茶壶山丑闻事件(Teapot Dome Scandal),令哈定极为难堪。该案涉及的内政部长最终锒铛入狱,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因职务犯罪而收监的政府阁员。而更令他困扰的是,他曾不遗余力力挺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们,在其任期内始终造谣其祖上有黑人血统,令他成为种族主义造谣滋事的受害者,实在是反讽。

1923年哈定在国内出访时因脑出血和心肌梗塞骤然离世,以另一种不光彩的方式黯然告别公众。哈定所提倡的“美国优先论”之保护美国工商业,也成为美国公众质疑政府公信力,反思政府腐败与行业托拉斯的批评焦点。

哈定时期“美国优先论”开启的另一条演变路径,则是源自欧陆的法西斯主义与纳粹党团登陆美国本土渗透,并与南方白人种族主义同流合污。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法西斯主义与纳粹党团利用民众的恐惧心态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仇视心态,大肆举办各类群众活动,挑动排外情绪、刺激反犹主义,为美国的孤立主义立场摇旗呐喊,甚至呼吁美国政府与希特勒结为盟友,共同反抗英法和苏联。可以说,此时的“美国优先论”已经彻底沦落为右翼政治团伙随意操纵,任意驱使的议题,蛊惑人心与培育仇恨成为其最大标识,参与其中的美国各界人士,成为其人生履历中无法抹去的政治污点。比照“美国优先论”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跌宕起伏,反观当下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优先论”,既有历史重现的相似之处,也有世事如棋局局新的新观感。历史不会简单重复,更不会轻易退场,当前“美国优先论”的沉渣泛起,折射出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美国精英面对外部挑战与内部治理失调,内心焦虑,迫切从历史中寻找解药的心态。在笔者看来,能够真正解决当前美国所面临的困境,恰恰需要美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们,摒弃“美国优先论”中的各种例外论叙述,携起手来与世界其他文明,与各国人民一道,展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或许更可以说,只有把剧本写好坐实,美国历史的悲喜剧才不会再度上演荒诞的第二幕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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